同为专门性调查并实施强制性措施，监察委以违法嫌疑立案即启动对人和对物的强制手段，而刑事诉讼法上的立案以涉嫌犯罪为条件，只有涉嫌犯罪才能启动专门调查并采取强制性取证手段。

同时，前文讨论过的诸多权威人物——布莱克斯通、格劳秀斯、普芬道夫，以及麦迪逊和塞奇维克等——也都主张对某一文本的解释应当在上下文关系和更广阔的文本语境中进行，任何一个单独的句子或条款都不应从整体文本中拎出孤立地予以解释。2．文本语言分析 对于Heller案而言，第二修正案的文本结构并不是唯一的审查对象。

法院仅有的权力不过是进行判断的权力。但这种批评似乎又略显苛求。一般来说，文本分析的下一步就是语篇分析——一种更加注重上下文脉络关系的体系化的分析方法。通过适时地遵循Heller案，McDonald案仅明确吸收了出于自卫目的而在家拥有手枪的权利。迪金森也认为各邦不会愿意，也不应该交出管理民兵的权力。

制宪者认为，任何一个政府都必然有自己的立政之基，要么是法律，要么是强力，而法律才是共和制政府的正当基础。〔[135]〕 但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似乎会发现布莱克斯通这些法学家和麦迪逊、杰弗逊这些作为制宪者的政治家之间的某种差异：法学家更多地强调了文本和语义意义上的原意，只有在文本语焉不详时，才求助于立法者的意图，而政治家似乎更强调制宪者的原意。〔[101]〕他认为，在1960年之前，并不存在对第二修正案的个人权利化的解读，此后出现的争论完全是枪支游说团体（gun lobby）制造出来的。

因此，汉密尔顿早在1792年就建议华盛顿总统运用法律的强制力对付暴乱的犯罪分子。在《权利法案》中，第一、二、四和九修正案都明确宣布保障人民（the people）的权利。第三，许多在国会两院传阅的修正案草案都包含以下内容：鉴于和平时期，常备军是自由的威胁，未经国会两院三分之二议员同意，不得保留常备军。〔[192]〕 McDonald v. Chicago，561 U.S. 3025（2010），opinion of the court. 〔[193]〕 一般来说，这种学说标准可能就是司法审查的标准。

于是，拥枪派团体推出Heller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经过重重波折最终案件被送至联邦最高法院面前。如果文本文本本身发生误解，不论误解是由立法者造成的，还是由于法官缺乏与原初立法者相类似的思想背景造成的，文字文本自身都是无能为力的。

〔[140]〕就对待文本的方法而言，制宪者共享着传统普通法的解释理论，即由他们所草拟的这份宪法文本应当根据语词固有的含义或通过传统的个案分析的司法程序进行解释。它应该受到保障，不受侵犯。〔[9]〕然而，问题在于这些都是政策，而非宪法议题，它们的实践多赖于政治性的政府机构。因此，本文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必然是简略的。

〔[125]〕一般来说，普通法中的法律解释规则主要包括三种。〔[120]〕 在这个建国制宪的激情年代，有13部州宪法包含了持枪权条款。因此，第二修正案保护一种为了保障州的自由而持有武器的个人权利。这就形成1787年宪法出台的社会背景。

（二）结论 Heller案实际上意味着法院开启一个探究司法审查的新路线。〔[56]〕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判决Heller案时，法院找不到任何有参考价值的先例。

第六修正案则保障刑事被告由中立的陪审团尽快举行公开审讯的权利。如果我们考察第二修正修正案的起草历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细节。

〔[48]〕 例如，在1787年8月19日的制宪会议上，弗吉尼亚的制宪会议代表乔治·梅森为了反对联邦在和平时期设立常备军，作出妥协，为了共同防御，愿意把管理、训练民兵的事交给联邦，但把委任军官的权力保留给各邦。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何为如此强调公民持枪自卫的权利。首先，在Heller案中，最高法院将第二修正案定位于诸如言论自由这样具体列举的权利序列当中，这似乎表明最高法院倾向于对控抢措施进行严格审查。〔[46]〕在这一体制下，联邦在军事和国防上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常备军基本不被接受，民兵是州的防卫主体，国防也主要依赖于各州民兵，且各州实质上掌握着民兵的控制权。因此，我认为，就对第二修正案的恰当解读而言，Heller案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判例。Id.，p. 26. 〔[187]〕 有趣的是，上诉人在递交给最高法院的调卷申请中说，McDonald案无疑给了最高法院一个难得的机会去纠正在1876年屠宰场案中的错误。

大法官们以及学者们之所以几乎对每一个细微的语词的含义都展开争论，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不过是因为大家都了解这样一种后果，即语词的含义通常会决定法律解释的最终走向。〔[115]〕 密西西比州（1817）：每一位公民都有权为了自卫和州的防卫而持有武器。

同样，拥枪派也几乎不会认为Heller案或McDonald案不必要地，抑或错误地限制了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187]〕最终，最高法院判决第十四修正案事实上使得第二修正案所保护的个人的持枪权完全适用于各州。

无疑，第二修正案的社会背景正是美国革命和合众国早期，尤其是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那个时代。〔[198]〕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就将严格审查对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进行规制的法律。

它从未是任何默示权力的合法来源，如果不能从宪法中得出这种权力的话。摘要:  200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了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二修正案案件。他也是后来的《独立宣言》的签署人。然而，作为一篇以规范宪法学为指向的论文，这并非本文的目的所在（实际上，这也非本人学力所及）。

反联邦党人攻击制宪会议是在寻求制定宪法，但麦迪逊反驳说制宪会议的权力只是顾问和建议的权力。联邦宪法建立的是一种宪制政体，而不是议会政体。

在这一案件中，法院因为缺乏认知而选择不做任何判断，而只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77]〕 对于这类序言性条款，图什内特还列举了一个真实世界中的同时代州宪的例子——1784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宪法。

〔[80]〕因此，当条文内容难以理解时，尤其是出现了多种不同解释时，序言或许能够给解释极有价值的指引。作为一种宪法解释方法，制宪者意图的吸引力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即制宪是一个政治体生命历程中真正的开创性事件，是一个通过采纳最有可能对所有人都公正的规则——因为他们出于事先对各自利益最终会受到政治过程的何种对待的精确理解而达成的同意——而树立正义秩序的独一无二的机会。

其中，法案第二条，也即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保障一个邦的自由，必须有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不得干涉人民持有、携带武器的权利。然而，Heller案和McDonald案似乎表明最高法院倾向于一种相对严格的审查标准。这是反联邦党人当时关注的首要问题。〔[15]〕邦联国会的统治不仅无所作为，甚至连自身都是极度虚弱的。

〔[159]〕帕特里克·亨利〔[160]〕也表达了对此种观点的支持，他告诫弗吉尼亚民众：每一个人都武装起来才是我们的目标……每个人都可以佩枪……难道我们真的已经退化到被如此贬低和羞辱的地步以至于都不能相信自己有武装自卫的能力？〔[161]〕因此，第二修正案的适用对象就是每一个持有武器的人，其目的就是在政府权力和人民的自由之间设置永久的防火墙。〔[117]〕 阿拉巴马州（1819）：每一位公民都有权为了自卫和州的防卫而持有武器。

宪法是由人民制定和颁布的联邦最高法律。〔[31]〕Heller案的最终判决就是建立在对第二修正案文本结构的这种理解的基础上。

尽管斯卡利亚和斯蒂文森对Miller案的解读结果迥异，但他们在论证过程中都强烈依赖于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并且互相指责对方为了自己的偏好而歪曲历史。既然修正案并没有对公民个人持枪的权利问题发表只言片语的看法，那么，它也就没有剥夺立法机关管制公民对武器的通常性使用和持有的权力。